你是共产党员吗?

 

　　张林

 

　　编者按 作者张林，1937年出生于辽宁法库。作为一名中共党员，在铁路系统工作多年，恪尽职守，兢兢业业。曾担任全国铁路文协筹委会负责人。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，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发表过多篇文章。其中，《你是共产党员吗?》一文曾获全国第三届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 

　　文中主要讲述了主人翁刘大山曾在抗战中打日本鬼子，参加过解放战争，后转业到铁路部门工作。他无论在经济建设年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，都始终忠诚于党，他的精神风貌不仅影响了36年前的那一代人，而且和当前全党正在开展的“两学一做”活动，同习总书记对我们共产党员的谆谆教导都一脉相承。现在推荐学习这篇文章，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，希望各位读者能够认真一读，并源源赐稿，写出心得体会，本报将择优刊发。

 

　　一

 

　　北方铁路局局长刘大山，再有两年就六十岁，真正进入老头子们的行列了。一生对于他来说是复杂的，也是简单的:他个子没有小马枪高的时候，就跟一帮像石头一样结实、坚强的小伙子们跑去打游击了。打完日本鬼子，他还没喘口气，又掉头来跟国民党干上了。直到辽沈战役即将打响的时候，队伍就要向南开拔，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夜晚，团长把他叫了去，命令他留下来，和师长一起接管铁路。他抱着枪哭了，哭了一宿，眼泪比雨还多。他执拗地要跟队伍开拔，哭得战友们动了心，去团长那儿请求，结果却被刮了一顿，不声不响地回来了。

 

　　第二天一早，师长来了，进屋拉开嗓门喊了一声:“谁是刘大山?”

 

　　刘大山哭丧着脸站了起来。师长把肩上的大衣耸了耸，走到他跟前，宽黑的眉毛动了动:“哭得象个小媳妇!你是共产党员吗?”师长说完走了。

 

　　刘大山呆呆地站在那里，耳朵灌满了师长那声吼。最后，他把枪偷偷地放在脸上贴了贴，便交给了别人，留下来跟两根铁轨打起交道来。慢慢地，他爱上这两根铁轨，好象他还能摸着这两根冰冷的铁轨的体温，听到它里面也有一颗心在坪坪直跳。现在，那个老师长，铁路接管司令已经死去多年了。不知为啥，刘大山时常想起他，想念着那个脾气很暴的老头子。

 

　　刘大山是胶东人，父亲种地，祖父种地，追溯上去都操这个生业。祖宗们给他留下一个山东大汉的身板，宽鼻阔嘴，还有一头像猪鬃一样粗硬的黑头发。他也想留个时兴的分头或背头，无奈，头发太硬，怎么也弄不倒，只好留个寸头，任它们象鞋刷子毛一样立着。刘大山的性格和他的头发差不多，也是怎么按也按不倒。文化革命十年的折磨，这条汉子腰没弯，背没驼。落实政策后，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很高、又没什么事可做的职务，用他的话说，这是比掘祖坟还难受的职务。直到最近，才又老帅归位，重新担任了局长。

 

　　路局的秘书们都是研究人情世故的机灵鬼，他们年轻，对于刘大山还是陌生的，只听说他好骂娘，生气时这样，高兴时也要骂一句，不过声音轻重不同罢了。秘书们把局长办公室重新布置一番，老虎腿的写字台比双人床还大，七面放了三台电话机;墙壁油成奶黄色，从科学上讲，这属于暖调子，也许会使易怒的局长在这个房间里变得温和起来。但是，局长在这个暖暖的窝里只待了一天，就把秘书周锋叫到跟前:“搬家!往靠车站那边的房间搬。”

 

　　秘书们又整整鼓捣了一上午，累得直喘大气，才算调换完毕。这是一个比较小的、紧临车站的房间，墙皮都剥落了。在这儿，车站的一切看得再清楚不过了，窗户就像大的电视屏幕一样。车站调度的说话声、装卸工的喊叫声、检车员用检点锤打车轴的敲击声，特别是火车头呼呼的喘着粗气的声音，掺合在一起，吹进他耳朵。他脸舒展了，温柔了。心里像喝了二两美酒，又像欧洲的王公们坐在包厢里听迷人的音乐似的。他坐在窗前，大嘴咧开了:“好啊!就是这样。”

 

　　秘书们要摸透一个局长的脾气总是有办法的，他们了解到刘大山以前的一些情况。这中间有两件事特别引起他们的注意:

 

　　第一件。一九六五年冬，正值三九，大雪铺天盖地。那地地道道的北方烟泡雪，像一团团棉花，把铁道缠住了。道岔被冻死了，列车爬坡时直打空转，就是爬不上去。在这鬼天气里，龙河分局出了件大事故。出事故的当天晚上，分局长没有值班上岗，在家睡大觉。这下把刘大山的脸气得像猪肝，在铁路局每天晚上十八点的交班会上，他对着话筒大声喊叫那个分局长。电话里传来分局长的回声。刘大山咳嗽一下，把眉毛一聚: “娘的!工人们在那儿顶着风雪没日没夜的干，你一下班就往家跑，喝完二两尿水子酒，就往老婆被窝里钻……你还是共产党员吗?从今天起，各分局长要天天顶夜班，我半夜十二点用电话点名，困了搂铁道睡，谁也不许回家。”

 

　　各分局长一上岗，事故消灭了，运输秩序好转了。

 

　　第二件事。一九六四年，很多工人反映医院太不像话，医疗水平差，责任心不强，曾有两名患者因误诊致死。有个大夫听诊器还没插进耳朵里，卡在脖子上就一本正经地给患者听诊。这情况传到刘大山的耳朵里。他抿紧了嘴，没骂，甚至连声都没吱。几天后的一个半夜里，他在办公室突然说肚子疼，飞不让人跟着，也没坐车，自己慢慢走到医院急诊室。一个大夫正在倦睡，口涎都流出来了。刘大山喊了几声。大夫掀了掀沉重的眼皮，闭着眼睛问了病情，然后很不耐烦地叫刘大山躺下，随便地摸几下肚皮，打了一个哈欠，诊断结论是阑尾炎，需动手术。这时，刘大山腾地在床上跳起来，眼睛瞪得象乒乓球:“娘的!你才得阑尾炎。你算嘛大夫?把白大褂扒下来!”

 

　　大夫的睡意顿时消失了，怔怔地望着站在床上的古怪病人:“你……”

 

　　“我叫刘大山，今天专程来拜见你，我的老爷!”

 

　　大夫的脸白了，肩聋拉下来。刘大山跳下床，扣着衣服:“去，打电话，把你们院长请来!”

 

　　院长不知医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因为大夫打电话时，吞吞吐吐始终没说明白，好像得了口吃病。院长坐汽车到了医院，到了急诊室，推开门，见迎面站着怒气冲冲的局长。

 

　　“你是共产党员吗?”他问院长，话说得满柔和，还挺亲切。

 

　　院长不明究竟地点了点头。刘大山把眉毛一聚，硬梆梆地扔了一句:“你是共产党?我看你是国民党!……”

 

　　这两件事，可能和事实有出入，经过铁路工人在千里铁道线上流传，不免有加工的成分。领导上也找过刘大山，指出他好骂娘，粗鲁，是一种游击习气。刘大山认了，下决心改掉，可没过一个星期又“娘的，娘的”了，他只觉这样说有劲，就象文人们写文章用惊叹号一样。文化大革命一开始，他第一个被挂上大牌子，“罪行”是很多的，单凭他把共产党员说成国民党这一条，也够打进十八层地狱了。在批斗这一条罪行时，医院院长跳上台来，作证说不是那么回事，刘大山不是那个意思，他批评医院是对的，千万别把好人当坏人整。后来，给这位院长挂上一个“保皇派”的牌子。刘大山心里一阵热，冲着造反派吼了一声:“娘的!这是胡闹!”当然，那后果就可想而知了。

 

　　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刘大山成了传奇式的人物，他的那些事也成为这个铁路局的名人轶事了。

 

　　二

 

　　刘大山有个习惯，每天要到各处、室转一转，看看职工们的精神状态。铁路是个大动脉嘛，动脉就得动起来，铁道线上动起来，指挥部也要动起来，绝不能容忍指挥部散慢懒惰，像天上飘的云那样，悠悠荡荡的。这天下午四点，他到运输处、财务处看了看，回来时，到了打字室。这个地方他不常来。进去时，他看到一个四十多岁女打字员正拿着一件淡青色绣花绒衣，在身上试来试去，眼里闪着兴奋的光采。另一个二十多岁的女打字员轻轻拍了一下手，睁大了眼睛，仿佛在说:你穿这件衣服再美不过了!刘大山觉得挺别扭，但他没有大吼一声，如果真吼一声，说不定其中有一位会休克。他想起对女同志不能粗鲁，不能骂娘。他只想说一句话:“今后试衣服在家试，办公室不能搞这一套。”而且还要说得温和一点。可是，还没等他张口，两个打字员发现他了。年轻的伸了下舌头，两人赶忙坐下来，打字机咔咔响了起来，声音很大，动作麻利，像闪电那么快。刘大山没有说话就走出来，心里思忖着，这么大岁数的女人还要穿淡青色的，还绣上奶黄色的花，合适吗?但又想起来.听人家说那个年岁大的打字员是个老处女，年轻时立志要找个标准的小伙子，那个小伙子只在她心里面，上帝还没创造出来这么个标准的人。现在年纪大了，要求也降低了，只求找一个干部，岁数大点也行。刘大山思忖着，又转悠到秘书室。秘书室里没有人，说是运输处搞来一批鳌花鱼，秘书们分鱼去了。他不觉有股怒气往嗓子眼冒，心想:“真差劲，见腥味就上。我坐在这儿，看他们啥时候回来!”他坐在椅子上，望着桌子上厚厚的玻璃板，看到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照片，是个漂亮姑娘，好象是芭蕾舞演员，说不定这是从哪个画报上裁剪下来的。冷丁，他看到桌子上有封信，信皮上写着“刘大山局长收”。他打开信看了一遍，不觉两额的青筋突突直跳，血一下子顶在脑门上。

 

　　“娘的!好哇!”他边看信边叨咕。这是一封揭发信，向他报告了上个月白塔车站撞车事故的真实情况，并揭发了白塔车站和北仓分局欺下瞒上，由大化小、假报事故的经过。这个事故，他是知道的，已经按一般性事故处理了，但是按信上说的情况，这是大事故。他一拳砸下去，桌子上的墨水瓶跳了起来:“娘的，跟我玩鬼花样，差点把我唬了。要真是这样，等着瞧……”他转而一想，这会不会是封诬告信呢?文化大革命以来，诬告象瘟疫和梅毒一样泛滥和流行。他又看看信，想看看写信人是否署了名，要是署了名字和地址，十有八九是真的。

 

　　信末署了名:“白塔车站扳道员吕久才”。他不由得顺一下嘴，嘿了一声:“好种!敢写名，敢叫号，好!”

 

　　走廊里响起一阵皮鞋后跟跺地声，这种声音只有女孩子们才会喜欢。秘书周锋进来了，兴冲冲地拎着几串很肥的鳌花鱼，有一条鱼的尾巴还在摆动。周锋拣了一串大的提起来:“刘局长，这串是给你的。”

 

　　刘大山脸板平着:“货主的吧!”

 

　　周锋没回答，汕汕地笑了，默认了。刘大山的脸抽搐着，嘴角在轻轻跳动:“我自己钓着一条大鱼哩。大概还有些小鱼仔……”说完，他晃了晃手中的信，周锋看见信有些慌乱，手中的几串鱼差点没掉下去。

 

　　“这信来了几天了?”

 

　　“……”

 

　　“你说实话!”

 

　　周锋看了看局长的脸。那是一张铁青的脸。这张脸告诉他，说谎话要吃大亏。人不能吃眼前亏:“三天。”

 

　　“为什么不立即交给我?”

 

　　“北仓分局局长白帆来过电话，说这是那里的一个工人无理取闹，想出风头。我想，你和白帆分局长在一起蹲牛棚二年，信交给你，你也为难……”

 

　　刘大山眼眉跳了一下:“这封信，白帆知道?”

 

　　周锋怯生生地看了刘大山一眼，低下头:“知道。他来电话说，分局眼看竞赛红旗就到手，这事一捅开就砸锅了。”

 

　　刘大山的脸一下子又变了，嘴紧抿着，只从鼻孔喘着粗气:“哼，说点好话，送点人情，你就扔掉原则了，这秘书当的不错哩!娘的，多咱学会这套鬼玩艺!”

 

　　他烦躁地走动着，嘴里还叨咕些什么。外面火车呜呜叫，一列装木材的列车开出了站。突然他走到秘书跟前，倾着身子问:“你看过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吗?你学学人家克里姆林宫那个卫队长，那真是个好样的，硬汉子!资产阶级给他那么多钱，他动心了吗?要是那些钱给你，你动不动心?”他大声地几乎粗野地嚎叫，以至门被谁偷偷地推开，又偷偷地关上，他都没有注意。秘书僵在那里，回答不出。那个电影他看过，但是像把卫队长换成他能怎么样一类的问题，他从来没想过。刘大山又走动几步，突然抓起电话:“党校吗，我是刘大山。给你推荐个学员……”

 

　　“已经开学一个星期了。”对方回答，那是一个有点沙哑的声音。

 

　　“插班嘛……叫周锋。”

 

　　刘大山放下电话，眨眨眼睛：“漂亮的小伙子，你明夭到党校报到，去往脑袋瓜里装点东西，太空了不行。有机会再看上几遍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。”

 

　　周锋点点头，把那几串鱼又提起来，刚要说什么，刘大山把手一摆:“哪儿来的，送回哪儿去!我已经钓着一条大白鱼了。”

 

　　周锋的白脸上淌汗了，心想:“妈妈呀!世界上这么多人，我怎么偏偏碰上了他呢!”

 

　　三

 

　　当天下午，刘大山召开了会议，组成了一个特别调查组，开赴白塔车站。它的成员包括运输科长、技术科长，当然，也有纪律监察科长。临行前，刘大山把调查组成员找到他的办公室，说:“你们都是共产党员……嗯。这次你们到白塔车站千万不要喝酒，谁请吃饭也别去.把牙咬住了，吃人家嘴短，小心别叫人家收买。实在想喝，回来我请你们喝!”

 

　　调查组当天下午就乘一列货车走了，因为客车要到晚上十九点才有。两天后，调查组回来了，直接到了刘大山办公室。刘大山不在，正在开什么会。一会他涨红着脸回来，会没开完，可能很激烈。他是听说调查组回来了，从会场上来的。调查组详细地汇报了全部细节。扳道员吕久才反映的情况是真实可靠的。调查组走访了工人，察看了现场，测量了撞坏的车辆，实实在在是个严重的大事故。在白塔车站，确有人请他们到家吃饭，这个人就是站长，一个眼珠滴溜转的精灵鬼，很会说，话一到他嘴里就变得十分生动，象吐鲁番的葡萄，比别的地方的葡萄更甜。当然调查组同志没有去。假报事故的报告正是这位站长写的。他还用电话向分局长白帆打了口头报告，暗示了自己的动机，当时，受到白帆的赞赏:“你是一个有头脑的站长!”

 

　　“娘的!坏事就出在这些人手里!”刘大山听完汇报腾地站起，摸着刷子一样的头发，说道，“给白塔站打电话，把吕久才请到这里来。把那花舌子站长撤掉，派一个正派人去!”

 

　　特别调查组的人都走了，屋里只剩下刘大山一个人，他闭上眼睛，听着火车吼，思忖着:这条大白鱼该怎么办呢?是的，一块从部队转业，又一起蹲了两年牛棚。两人在牛棚里思索过很多问题，好象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想起来了。说什么地球是圆的，我说地球是个装满了问题的地方，难道不是这样吗?有的问题能想通，大多数想不通，想不通就苦恼，渐渐养成了喝酒的习惯。每次都是看守他们的那个长得跟大姑娘一样的小伙子偷偷给买酒，买那种一元钱一斤的酒，他俩给这酒起个美名，叫一元大曲。两人常在半夜睡不着的时候，嘴对着瓶吮几口。几口酒下肚，心肠温热起来，两人就会亲亲热热地唠起来。有时白帆喝得脸象红虾公，眼睛眯起来，连连叹气:“唉，唉!……老刘，出去以后，你还干铁路这行?我算干够了，干了二十年，倒干出罪来了……”

 

　　老刘喝一口，吧哒一下嘴，等酒味翻上来，从口鼻钻出来，身子才往白帆那边靠靠:“我舍不得.舍不得离开那两根铁轨。就象俺离不开老婆似的……哎，老白，你想老婆不?”

 

　　老白眼圈红了，却反问刘大山:“你呢?”

 

　　“可想哩!心是肉长的，能不想老婆!”之后，两人不说话了，酒也喝完了，陷入深深的沉思。一会儿，几只老鼠从南墙下钻出来，贴着墙根跑到北墙下，然后听见吱吱的叫。刘大山想：兴许吱吱叫的是一窝鼠仔，在找妈妈呢。这也是世界。世界不就是这样吗，有人也有鼠，有好人，也有坏人，好人总是多数，但还应该更多些才好。

 

　　从牛棚出来后，两人也经常凑合到一起，到一起照样对着缸子饮酒二他们用不惯那种精制的玻璃酒杯.用这种东西虽然斯文，但不赶口，他俩学喝酒就是嘴对着瓶口喝。后来刘大山的婆娘规劝，说嘴对着瓶口喝是美国大兵的方式，他们才改用白瓷缸子。有时，白帆在喝得正酣之时，不免解开衣服，把当年“造反派”在自己身上打出的一道道伤痕露出来给人看。刘大山却不，他紧掖着衣服不露出来，涨红着脸说:“有啥看的，这种记号，可耻哩!”

 

　　一阵刺耳的鸣叫，打断了刘大山的思忖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车站一下又跳进眼里。这是一个铁路运输枢纽站，一天有上百对列车开进开出。但设备陈旧，就像现代人穿了清朝的衣服一样，蒸汽机那种黑乎乎的浓烟，升上去，像墨一样染黑了半边天。有一部分火车头还是小鬼子那时候的。

 

　　“落后啊!”他想着，“中国的落后就是共产党员的耻辱!可有人睁眼还在说假话，美滋滋地说，还有人美滋滋地听信。明明是假话，却像真的那样一本正经。娘的!一个分局长带头欺下瞒上，下面工人怎么看我们?党的威信降低了!这么弄，还能不低!群众不相信我们，这是对共产党员的最大的处罚!老白，我今天抓住你这条大鱼不放，我要处理、记过、登局报向全铁路局公布……”

 

　　他想到这儿，手摸到了电话，电话是打给老白的:“我找白帆……老白嘛?我说你改行吧……改嘛行?唱戏去!……你笑嘛，你是个好演员!假的能说成真的。娘的，我差点上了你的当。你啥时候学的这一套?……白塔车站事故你欺骗了局里。这叫共产党蒙哄共产党!……我弄得一清二楚，听说你还要给吕久才小鞋穿，娘的，你敢!我是他后台!那个小老爷子、花舌子站长要撤职……就连你也得受处分!”电话里传来白帆那种既争辩又哀求的声音。他把电话吮当一下撂在桌子上，在屋里走了一圈，又把电话抓起来:“老白，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?你等着接受处分!”说完把电话摔下了。

 

　　当天晚上，召开了局党委会，通过了对北仓分局隐瞒事故的处分决定。会上有人提出处分过重，会影响安定团结，但刘大山铁青着脸，坚持自己的意见。他说，处分和安定团结是两回事，扯不到一起。最后还是决定：为严肃运输纪律，给北仓分局局长白帆记大过一次，撤销北仓分局安全监察室主任的职务，撤销白塔车站站长的职务，给吕久才奖金五十元。以上在局报公布，明日见报。

 

　　开完会，刘大山疲倦了，腰有点疫，他用手捶着腰进了办公室。刚坐稳，进来一个人，他不认识。进来的人穿着铁路制服，摘下帽子后露出一头白发，脸上的皱纹像下雨天冲出的沟沟。他把帽子抓在手里，走到刘大山跟能“我找刘局长。”

 

　　“我就是。有事请坐下说。”刘大山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老人没有坐。

 

　　“我叫吕久才，白塔站的扳道员。”老工人慢声轻语地说。

 

　　刘大山慢慢站起来，深情地望着老工人，轻轻地问一句:“你是共产党员吗?’’

 

　　“是。五○年入党。”

 

　　“我也是。四二年入党。”

 

　　两人沉默了，好象现在说什么也不应该，就这样不说话才对。世界上语言是有限的，而感情这东西却是无限的。两人望着，互相看出对方都有一双共产党员的诚实的眼睛。刘大山突然一下抱住了老人，眼里闪着泪的光亮:“老伙计，你真是好样的。”他稳了稳情绪，问，“你今年多大岁数了?’’

 

　　“五十九岁零四个月。”

 

　　“你比我还大一岁。你是哥，你是哥哩!”刘大山高兴地叫着。

 

　　刘大山看着老工人，看那头白发，看那脸上密密的皱纹，惋惜地摇摇头:“可惜……你哪怕再年轻十岁，嘿，五岁也行啊，很多岗位需要象你这样忠诚的人。”

 

　　老工人摇摇头，嘴在微微抖动:“你不应该盼我年轻十岁，那是不可能的;你应该想办法叫青年人早成熟五年、十年，那是完全办得到的。”

 

　　刘大山信服地点点头。

 

　　未完待续